要列举我最欣赏的文人，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苏轼、曹沾与钱钟书。
曹雪芹其生平众说纷纭，盖无定论，还需各位红学家慢慢考证几个百年估计才能有个统一。高三曾经看到语文老师有本周汝昌著的《曹雪芹小传》，书面泛黄，样式古朴。本想借之一阅，但因周老头子不少学术观点糊涂荒唐，对他一直不甚喜欢，再者红学资料本就寥寥可数，更别说其中的一个曹学分支，想来此传中也必定多有周老头子自己的猜测杜撰，不看也罢，也就算了。所以对曹雪芹生平了解也就停留在十分浅薄的层次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要了解苏轼和钱钟书，那就大大的容易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里说得颇为明白。了解一个已死千年的人远比了解一个身边或是同时代的人容易。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只作俗意解，人死了才好客观清晰地审视与评价。加之苏轼、钱钟书都是一代文化名流，各类作品都完好而小心地被历史呵护了下来--作品者，作者心思血脉灵魂也。--通过作品了解作者的灵魂好比顺藤摸瓜，身临其境，只有理解歪的，岂有不能理解的。反观去了解一个身边的邻居或是现任的市长，那可真叫雾里看花，隐约糊涂。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不必废话。
苏轼被贬黄州后开始了农耕的生活，后来曾多次感叹自己仿佛是陶渊明转世。对于转世投胎这种事，中国古籍传记中似乎多有记载(本有一个典故，无奈竟然找不到了，日后补上，惭愧惭愧。。)对于这些事情我自然是不相信的，不过偶尔玩味，博一笑而已。话说回来，在读苏与钱传体性质的文章时，我常发现这两个人有着不少极为相似的地方--这也算不得天大的巧合，正如痴人都是眼神呆滞，千百年一遇得天才也必会有不少重叠之处--如此，我们也大可以感叹，钱钟书或许正是苏大学士转世投胎。当然，这是一种浪漫的想法。
苏东坡与钱钟书最大的相似之处也许要算同样惊人的记忆能力。钱钟书的“照相机式记忆”是颇有名气的，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相传他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只是谈笑风生，或是弄些顽皮的涂鸦，而考试却次次是第一名。后来中老年的钱钟书与国外教授多有交流，常常因神奇的记忆力将对方惊的目瞪口呆。
苏东坡少年时因严父教导，少不得要辛苦一些，将不少古籍书目抄写多遍。这样一来增加了阅读量，二来加深了记忆，为苏东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苏东坡有段时期，曾为皇上写过不少圣旨之类的东西，相当于一个御用文人。他的下任是一个比较自傲的人，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不错，很是得意。有一次他问身边侍奉“我的文章与苏轼比起来怎么样?”那人答道“要说文章，阁下与苏大人不相上下，不过苏大人写文章是从来用不着翻书的。”中国古文多有用典，由此可见苏东坡的记忆力是何等的卓越。
超常记忆力的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了里就深有体现，苏轼自不必说，这里不妨引用钱钟书《宋诗选注》里的段落直接评价：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
而读过钱钟书文章的人都有这种体会，用典之多、之细、之偏、之全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加上钱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有时翻开一页，只见一半是汉字，另一半都被括号里欧洲各国文字所占，着实头晕。往往会给人掉书袋子，或是故意卖弄的错觉。朱自清的日记里，有一句对钱钟书印象的描写。当时朱自清与吴宓、张荫麟、杨季康与钱钟书一起吃饭。这四个人都是清华赫赫有名的文学才子，朱自清独独对钱钟书有了这样一句描摹：“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中书君为当时先生的笔名)可见朱自清的眼光还是相当准确的。钱钟书的这种特点自然不会是卖弄，我们知道先生一生都相当谦逊。有一句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说出了钱钟书的特点，也为他做了辩护。“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随意出手上千百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钱钟书，正是一个文化上的亿万富翁。”穷人为富人担心或是算计，显然是没见过市面的小人之心了。
幽默的天性也是他们二人共同的特点。苏东坡的“顽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例如他当官时有一次遇到一宗风月孽案，他颇为伤感，于是将判书写成了一支凄艳美丽的小曲，后来这支曲子在当地广为背诵，传为佳话。
钱钟书的幽默也同样不言而喻，他的《围城》与《人兽鬼》无一不透露出那种智慧凝结出的幽默。读他的书总能得到心灵上的愉悦，神清气爽，让人欣欣然而不可自已。杨绛先生记述过不少钱钟书在清华的趣事，让人会心一笑，也羡慕不已。说来惭愧，我有段时间对清华疯狂地神往，觉得那边仿佛一个智慧渊薮，可以供我贪婪地去汲取。后来想想，如今的清华早已不是过去那个才子云集的灵秀之地，圈养的都只不过是一群高考的状元、应试的宠儿，也就没了那份心力。当然，这些话可以理解为吃不到葡萄的酸水，我绝不否认。
在性格上，苏钱二人也有不少默契之处。与一切天才少年风流才子一样，年轻气盛的他们必定是恃才傲物，潇洒自由。苏轼在凤翔时，与新上任的陈太守的关系弄得极不融洽，虽身为下属却常常顶撞，更有甚时，两人因意见不合而唇枪舌战、恶语相加。事实上，陈太守是一个相当耿直并且大度的人，他们俩冲突中最有名的一个片断莫过于那篇至今仍在的《凌虚台记》，当时陈太守在公馆内建了一座“凌虚台”，竟要苏轼为其作序，年轻的苏东坡难自然以抗拒这个机会的诱惑，于是在序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且将太守含沙射影地讽刺了一通。陈太守毕竟胸中有不小的气量，依然使用此序。后来这俩人分手后，都对彼此十分敬慕。与其他文人常常应付达官索求不同，苏东坡平生只写过七篇墓志铭，其中除去司马光的那篇，陈太守的那篇是最长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陈太守的儿子陈慥日后成为了苏轼一生共患难的挚友，而那篇《凌虚台记》也成了苏轼余生愧于提起的往事。
关于钱钟书这种故事并不多见，这与先生一生谦逊谨慎的作风有关。然而有一件轶事是不能不提的，对于这个故事我的态度一直是将信将疑，因为其一反常态，确又在情理之中。我们都知道，钱先生读完清华之后转而去牛津深造。当时清华提出挽留的请求，希望钱钟书能留于清华读研，而先生曰：“偌大一个清华，无一人有资格做我钱某人的导师。”至于是真是假，还须诸位自寻定夺。
文笔上二人各有特点，独出一格。苏东坡的文字“行云流水”、“泉源涌地”而又“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散文诗词的水平我一厢情愿的认为在中国文言史上不出前三。
对于钱老，有个挺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杂文与小说的笔法差别颇大。钱钟书的小说精彩之处，除了对于人性赤裸裸地挖掘与露示，还有就是极高超的语言能力，清新自然，可以说是享受级的文字。而杂文多有晦涩，必要全神贯注，方能了其真意。这也许是西化的结果。《管锥编》与《谈艺录》我至今没能买到，没有发言的权利。不过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界的地位凌然而立，高不可攀，先生的文言水平自然丝毫不用怀疑，甚至多有评论奉之为近代第一。
乍看之下，相隔千年岂能妄加比较，然而这两位鸿儒文笔的共同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前文提到的“言必有本”，二就是多用比喻，看看《围城》就能领略其风采。一般来说，比喻似乎是初学者的宠儿，然而钱先生能将起发挥到淋漓尽致，又毫不失大家风范，真让人不得不佩服之至。
千百年来，苏东坡一直是中国文人理想中的模范形态。这不仅因为东坡居士豪放不羁的生活方式，更是由于苏东坡同时还是一位在政治上多有建树的好官。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把文人与政客的界限模糊到了最大化，而做官耀祖也一直是文人心中无法剔除的人生理想。“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然而事实上，做学问和搞政治本来就是两码子事。有不少促狭小人多由此糊涂而攻击钱钟书先生，说他明哲保身，不问世事，是乱世的缩头乌龟。或又捧出鲁迅等等，空头说教，狗嘴喷粪。从本质上看，还是封建糟粕残留在做蛊。钱钟书在少年时给杨绛的书信上就说自己“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更何况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钱钟书也多有讽刺消极当局之笔，决不能说是“不问世事”的。著作《管锥编》之所以用文言写成，是为了逃避被红卫兵破坏的厄运，先生当时在那种被迫害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着一个极富思想的大脑，为学术作出巨大的贡献，又怎能说他“性格懦弱”、“缩头乌龟”。所谓人各有志，不妨引用杨绛先生在《钱钟书集》序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对钱钟书一生正确评价的概括，“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